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创新药目录，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有专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制定创新药目录，将为医药创新划定新坐标。在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创新药研发现状如何？该如何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推进创新药研发迈上新台阶？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首先要清楚：何为真创新？这个聚焦药物研发创新本质的行业之问，正掀开我国医药创新理念转换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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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之问：疗效“天花板”何时破
一名29岁的孕妇直到产检时才被确诊为低磷性佝偻病。这是一种又名骨软化症的遗传性代谢障碍疾病，主要由遗传因素导致，具有较高的致残、致畸风险，已于2018年被纳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童年时，这位患者因“O”形腿曾四处就医，但误诊为普通佝偻病，失去早期干预的良机。成年后，她骨痛加剧，又面临两难：进行二次矫形手术或忍受慢性疼痛。更令人焦虑的是，即便已确诊，但治疗依然无药可用。她告诉记者：“国内还没有相关药品上市，要再等等。”
2024年6月，她所在的病友群里有人转发了一条国内首款口服补磷制剂获批的消息。这为他们打开了药物治疗的新天地。她和病友们深知，这款口服补磷制剂的获批上市，意味着他们不必再依赖境外代购相关药品，更不必担心代购药品的真假和变质等问题了。创新药的诞生，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
在精神疾病领域，临床需求与治疗现状的鸿沟同样亟待填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Ⅰ期病房主任李安宁主任医师表示：“若有一款药物能轻松治愈某一类型精神疾病，那才是真正的创新。”这句话也说出了精神科医生和精神疾病患者对突破性药物的深切期待。
然而，现实却很严峻。李安宁以抑郁症为例介绍，2021年9月，《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的研究论文。这项由全国44家单位历时3年完成的研究显示，中国成人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3.4%；而在过去12个月内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中，仅有不到1%得到规范治疗。“现实情况是，许多患者因症状稍有缓解便自行停药，陷入治疗、复发、再治疗、再复发的恶性循环。”李安宁解释说，抑郁症患者规范治疗率低除了与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不足和患者存在病耻感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现有药物治疗存在局限性。一方面，临床一线抗抑郁药普遍需要3至4周才能充分起效，而在此期间，消化道不适、焦虑等副作用常让患者“感觉更难受”，导致早期停药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药物存在明显的疗效“天花板”，仅30%至40%的患者能通过药物达到痊愈标准，约30%的难治性抑郁患者更是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精神分裂症领域同样面临挑战。李安宁介绍，现有药物对20%至30%的患者完全无效，多数患者即使症状缓解，仍会面临情感淡漠、意志减退等其他症状，以及认知功能受损的长期困扰。“药物可能消除了幻觉、妄想，但患者的社会功能无法恢复。更棘手的是药物副作用问题：以多巴胺、5-羟色胺等传统靶点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常引发催乳素升高和代谢紊乱等副作用。前者可导致性功能障碍、溢乳等；后者可造成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等，使患者平均寿命较常人缩短15至20年。”李安宁进一步补充说。
类似的困境也存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栗占国介绍，自身免疫疾病近年来迎来药物研发黄金期，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层出不穷，但没有任何一款药物可以覆盖所有患者，一个靶点只能针对特定患者群体。“自身免疫疾病呈现发病机制复杂、治本待突破的现状。换言之，当前多数药物停留在治标层面。这些药物通过抗炎、抗炎性因子等机制抑制免疫过度激活，却未触及疾病根源。”栗占国说。
本质之问：何为真创新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药物研发中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新靶点、新机理、新物质。对于何为真创新，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需要基础研究与临床紧密结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主任杜冠华研究员说，从一位青年药物基础研发工作者的故事中，或可看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
该青年研究者长期处于难以产出标志性成果的困境。当他向杜冠华袒露困惑时，杜冠华抛出3个关键问题：你去过临床吗？你见过患者吗？你知道医生是怎么治疗的吗？在得到否定答复后，杜冠华建议该研究者暂时离开实验室，到临床一线寻找科研灵感。
这位听从建议的研究者随即在一家医院开展了为期多日的沉浸式调研。临床现场的调研教育了他，此前的分子机制研究虽在理论上自洽，却与真实诊疗场景存在结构性错位。调整研究方向后，他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仅用1个多月便完成高质量标书的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竞争异常激烈，评审要求极其严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既无‘帽子’头衔，论文数量也不占优的青年研究者获得资助。”杜冠华说，“当他在获批后追问成功原因时，我告诉他答案就藏在临床现场的观察笔记里。该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研究课题的确立源于临床，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实际需求，而非单纯追求论文产出。”
作为研究型临床医生，栗占国开展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他介绍，其团队聚焦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以靶向抗原调动免疫系统抑制致病因子实现针对病因治疗的目标。在治疗性疫苗方面，现有方法常无差别清除B细胞，而新技术聚焦抗原特异性，可精准清除致病性B细胞并保留正常B细胞，相关技术已申请专利，目前正联系企业推动临床应用。另外，该团队将带有致病抗原信息的致病性T细胞在体外进行处理（如扩增等）后回输体内，使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致病性T细胞的免疫反应以实现对其的抑制，从而达到治疗目标。栗占国表示，这些均属于创新性研究，其意义在于针对疾病的致病根源设计新药。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邵蓉说：“尽管新靶点、新机理、新物质是创新，但创新药的价值还要看其是否解决了临床未被解决的问题，究竟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杜冠华也认为，靶点新只是药物研发的路径之一，而非衡量创新的唯一尺度。新药研发只有当新机制或新靶点切实解决临床痛点时，才算得上真创新；否则，发现再多的靶点和申请到再多的专利，其意义也仅限于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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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问：为何“量”升“质”困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水平飞速提高，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邵蓉介绍，早期她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基于对全球创新药贡献率，我国被列入全球第三梯队（贡献率＜5%）。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启动后，2021年我国创新管线数量的全球贡献率已居全球第二名，首发上市新药位列全球第三名。国家药监局2025年3月发布的《2024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我国2024年共批准48个1类创新药，涵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抗感染等近20个治疗领域；批准罕见病用药55个品种、儿童用药106个品种；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受理各类注册申请19563件，同比增加5.73%。
尽管我国在新药研发管线和上市数量等“量”的指标上已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但在“质”的层面仍面临深层挑战。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陈凯先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药研发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仍显不足。他表示，整体上，我国药物研发仍集中在模仿创新上，原创性突破较为稀缺。这种创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药物研发的科学意义和市场价值，是造成新药研发“量”升“质”困的首要原因。
杜冠华指出，基础研究投入不够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性原因。在李安宁看来，精神疾病创新药研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李安宁表示，精神疾病患者药物治疗困境恰恰反映出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由于精神疾病极度复杂的特点，其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较为滞后，成熟靶点长期被反复开发，无法覆盖所有病理机制；新作用机制的探索近年来虽有突破，但也举步维艰。
“基础研究具有高风险、长周期、非营利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政府承担主要投入责任。”杜冠华建议，我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考核体系，摒弃“唯论文、唯专利”的导向，更注重理论突破和原始创新并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力度，而且还要允许科学家在“无人区”自由探索，才能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宁则提到，临床研究体系的不均衡问题同样突出。李宁说：“我国已备案超过1200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但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三甲医院。有的机构1年能承接上百个项目，有的机构则鲜有人问津，造成资源闲置。”邵蓉表示，我国应建立临床试验机构能力评估与动态分配机制，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充分挖掘我国丰富的临床资源潜力。
造成新药研发“量”升“质”困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趋利性引发的同质化竞争与“内卷”。
“一个热门靶点的背后，往往有上百家企业同时布局。”李宁分析，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专利体系的特点相关。“专利不保护靶点，只保护药物分子，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在已知靶点上做‘me too’（同类改良药物）或‘me better’（同类优化药物），而非投入高风险的新靶点发现。”李宁说。
邵蓉对此解释说，这些年，鼓励研发创新药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投融资环境十分火热，企业创新积极性高涨。然而，企业创新能力有限，集中在同靶点赛道进行研发布局，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内卷”。此外，创新药上市后还面临一些问题，有的创新药市场回报不及预期，使社会资本趋于谨慎。现实中，也有企业因种种原因减少创新资金的投入，中止或终止研发管线项目，只保留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临门一脚”品种。
资本投入的冷热交替，暴露出创新药研发的本质规律与资本逐利性的内在矛盾。杜冠华表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药物研发历程中，抗肿瘤药物经历了从传统细胞毒性药物到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的发展，精准治疗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然而，这也导致了靶点研究的同质化现象，许多资本一旦发现新靶点便蜂拥而上。这既反映了我国新药创新能力的不足，也与资本的盲目跟进密切相关。
事实上，针对靶点的药物研究仅是众多药物研发路径中的一种，并非唯一选择。杜冠华进一步表示，资本在药物研发领域的推动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早期资本投入支持了创新研究，但为追求回报，可能过度炒作某些领域，导致市场泡沫；另一方面，跟风资本缺乏理性思考，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盲目扩张。
李宁认为资本在靶点研发投入上扎堆的现象未必完全是坏事。他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仅有5%至8%能成功上市。哪怕是针对传统的成熟靶点，研发的药物只要能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是有价值的突破。”不过，李宁提醒，新药研发的关键是要在试验设计环节设置严格的临床评价标准。当前部分企业为规避风险，选择“软对照”（如与过时治疗方案对比）来凸显疗效，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强化监管来遏制。
在精神疾病药物领域，李安宁感受到资本态度的微妙变化。“过去，资本嫌精神疾病领域靶点少、研发周期长而不愿在此过多投入；如今，他们看到很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起病较早，可能未来几十年都需要持续用药，用药需求很高，同时也发现一些有前景的靶点，便逐渐开始在精神疾病新药研发上增加投入。”李安宁说，“但是，新药研发是一份漫长且投入巨大的工作，资本必须做好‘长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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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问：如何打通全链条
在创新药研发面临靶点同质化、资本扎堆等现实挑战的背景下，我国正在构建从药品研发、审批到临床应用的系统性支撑体系。
在药品研发方面，杜冠华以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为例介绍，作为国家“1035”工程（该工程目标为开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在成立之初就进行战略布局，通过搭建技术平台并整合资源成为连接药物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的关键枢纽。该中心以技术传播和理念引领为双轮驱动模式，通过对外服务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力，持续推动国家新药研发进程。
李安宁进一步指出，创新药研发应该是基础研究与临床形成互动。基础研究要发现新靶点、新机制，明确发病机制；临床要为基础研究反馈数据、提供思路，将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告诉基础研究者，从而优化调整研究方向。
在药品审批方面，邵蓉表示，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不断改革，为新药研发提供了政策引导。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国家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对人的疾病具有明确或者特殊疗效的药物创新，鼓励具有新的治疗机理、治疗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者罕见病、对人体具有多靶向系统性调节干预功能等的新药研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设立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特别审批程序4个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并明确审评时限，提高药品注册效率。《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旨在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加快具有突出临床价值的临床急需药品上市，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尤其是2024年7月国家药监局印发的《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工作方案》，将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在试点地区由60个工作日缩短至30个工作日，给新药研发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临床应用方面，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林丽开研究员认为，创新药落地使用环节的系统性建设同样重要。在评估方面，医院应强化真实世界研究意识，在使用创新药时同步开展真实世界研究或Ⅳ期临床研究或大规模数据收集，为评价创新药的价值建立数据基础；在配套政策方面，国家层面需完善创新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明确患者获益、临床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四维评估标准；在支付体系方面，需改变对单一医保模式的依赖，推动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惠民保协同，从而鼓励创新药在临床中的使用，让研发企业有动力支持更多的真创新，产生再循环经济价值。
“2024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正是国家在创新药研发上的系统性布局。”邵蓉说，“国家为了助推创新药突破发展，将统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破发展，调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夯实我国创新药发展根基。”
近一年来，一些省份陆续出台支持创新药发展的具体政策。比如，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大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推动临床资源更好赋能产业发展等8个方面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广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在完善产业发展协同机制、创新药械全链条支持、加快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研发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生物医药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和保护、支持高水平临床研究平台建设、促进公立医院开展创新药械临床试验等38个方面发力；天津市政府印发《天津市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强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推动临床研究高水平发展、加速创新药械注册审批进程、促进创新药械临床应用、创新驱动提升产业能级、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重庆市也就全链条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邵蓉表示，在国家层面引导、多地大力推进创新药发展的背景下，2025年首次提出的制定创新药目录，给了业内更多期待。“我个人认为，创新药目录包含两大方向：前端鼓励研发，基于临床需求明确战略性研发重点；后端鼓励应用，整合医保支付、进院政策、价格保护等措施，推动创新药快速惠及患者并实现产业回报。”邵蓉强调，无论如何，创新药目录的制定绕不开一个宗旨——以临床价值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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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健康报记者 吴刚
编辑：李诗尧
校对：杨真宇
审核：秦明睿 叶龙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