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不在险”这句名言在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德”与“险”的关系究竟蕴含着何种深意？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长久以来，“德”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它不仅能够超越山河天险，甚至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正因如此，我们在古籍中频繁看到“在德不在险”的各种变体表述。例如，《史记》记载，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洞悉其野心，回应“在德不在鼎”；又如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有一篇批判当时社会盛行的鬼神迷信，结论仅有一句话：“在德不在祀”，意在表明依靠祭祀鬼神消灾祈福毫无作用，唯有修德才是正途。

类似说法还有很多，如“在德不在瑞”，强调祥瑞意义不大，修德才是首要；甚至“在德不在星”，指出占星术在“德”面前毫无价值。

在所有这些说法中，最能将“羲河对话”精神发扬光大的，当属《盐铁论》的第五十章——《险固》。

《盐铁论》堪称一部会议纪要。汉武帝时期，经济学家桑弘羊大力推行改革，旨在增加朝廷财政收入。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增收呢？主要办法有两个：其一，对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禁止私营，依靠垄断获取财富；其二，增加民间经济的赋税，民间经济实体在皇权面前毫无议价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在支持者眼中，这是富国强兵之道；而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财聚则民散”。等到汉武帝驾崩，汉昭帝继位，是否继续推行桑弘羊的改革政策？双方已然剑拔弩张，争执不下。于是，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京城长安召开了一场盐铁会议，让两派展开充分辩论，期望真理能越辩越明。改革派以桑弘羊为首，保守派则是一群儒家知识分子，双方就政治经济方面的几十个主题展开激烈辩论，气氛火药味十足。

到了汉宣帝时代，桓宽整理档案，总结盐铁会议的精神，写成名著《盐铁论》。然而，桓宽本人出身儒家，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明显偏袒保守派。

仅看《盐铁论》的《险固》这一章，先是桑弘羊发言，阐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他大致意思是，只有加强边防，国家才能国泰民安，这就如同普通人家总要修缮院墙一样，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无疑缺乏常识。

保守派则旗帜鲜明地反驳，其内容与“西河对话”高度一致。他们先以秦朝灭亡为例，认为即便拥有金城汤池、兵强马壮，也未必有用，也就是说，修缮院墙作用不大。若真想防备敌人，就应以正义为先，以道德为堡垒。国家有贤能之人，就如同拥有重兵；有贤才，就如同拥有坚固守备，任谁都难以进犯。

桑弘羊心有不服，继续辩解道，自古以来，建国立业皆需依傍山河险阻，占据天时地利，同时还要修筑城墙、挖掘壕沟。

保守派对其观点嗤之以鼻，反驳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 周朝建国，依靠的并非地利，而是人和。反观那些一味依赖地利的国家，无一不走向灭亡，这无疑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桑弘羊一方亦会迅速援引儒家经典，引用《易经》名言“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强调加强防御以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性。

而保守派为捍卫自身立场，竟反驳《易经》观点，称诸侯的城防建设，犹如平民拥有爵位和俸禄，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新事物，是战乱的征兆，绝非太平盛世的景象。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谁也未能说服对方。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便不难发现，双方因胜负欲过强，各自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地利与人和并非相互矛盾，完全可以相辅相成。

这个问题在司马光时代依旧意义重大，甚至依旧无法被平和地探讨，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保守派一直将王安石视为桑弘羊第二，那么桑弘羊所支持的，自然就成了正人君子所反对的。

仔细揣摩桑弘羊所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地利不仅意味着山河险阻，还需辅以人工修建的防御工事。虽说此举必然劳民伤财，但却势在必行。因此，朝廷必须认真理财，增加收入。

在司马光时代，若要反驳上述观点，所依据的思想武器依旧是“在德不在险”的逻辑，前有吴起的相关立论，后有《盐铁论》里儒家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阐发。宋朝人对这些历史经验运用自如。比如筹备修缮都城城墙时，“在德不在险”的论调便频繁出现，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尤其是在讨论修缮瓮城时，反对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瓮城是围绕城门修建的半圆形防御工事，因其形状而得名，其作用是增强城门一带的防御能力。宋代官员范祖禹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瓮城应出现在边境防御，堂堂开封作为首都，若修建多个瓮城，实在有失体统。开封新城由周世宗柴荣修建，宋太祖在此建都已130多年。此地并无山河险阻，国家只能依靠修德、用人、得民心来稳固根基。

这位提出意见的范祖禹并非迂腐儒生，他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得力助手。在书局默默耕耘15年，《资治通鉴》中唐史和五代史部分，范祖禹功不可没。后来，范祖禹又独自撰写了《唐鉴》，从唐朝300年的历史中探寻成败得失，见解深刻，备受推崇，他也因此被尊称为“唐鉴公”。正是这样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基于“以史为鉴”的理念，援引吴起“在德不在险”的观点，不建议宋朝政府修缮城墙。

事实上，宋朝开国之初，鉴于晚唐与五代的历史教训，便主动拆毁了不少城墙。县城城墙为何被拆？实则是为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再度出现。

宋朝并非首个有此类举措的朝代，早在秦朝统一全国后，便开始四处拆除城墙，这在贾谊的《过秦论》中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一条规律：但凡意图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城市建设方面都会秉持“强干弱枝”的理念。宋朝重修首都城墙、加强卫城建设，意在“强干”；而拆毁各地城墙，则是为了“弱枝”。究竟是修还是拆，考量都颇为务实，并不像范祖禹那般，被政治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脑。宋朝边防力量薄弱，或多或少与这种政治纲领有关。边境地带的城墙拆了又修，反复折腾。

范祖禹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却缺乏实际政务经验，议论时政难免流于纸上谈兵。所谓“在德不在险”，当内地城池城墙尽毁、无险可守时，虽最大程度规避了地方割据的风险，但极易滋生治安隐患。

《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首任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在宋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这位真实的王伦在山东兴风作浪，带领手下横行无忌，四处劫掠州县。像王伦这样的强盗头子不止一个，他们之所以能肆意妄为，正是因为大宋王朝秉持“在德不在险”的理念，内地城墙几乎拆光，兵力部署也极为薄弱。

不过，司马光与范祖禹不同，他拥有丰富的实际政务经验，因此建议朝廷恢复内地筑城，只需城池规模不大、高度适中即可，如此既不会劳民伤财，又便于防范盗匪。

从司马光的奏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在德不在险”这一观点的态度颇为复杂。实际上只要抛开对王安石变法的厌恶情绪，“德”与“险”的关系本可十分简单。明朝的李濂曾撰写过一篇《宋都汴论》，探讨宋代这段历史，他认为“德”与“险”本是相辅相成的，实在没必要搞得水火不容。在儒家经典里，《易经》曾提及“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山河与城池皆是国防的必要元素。《周礼》中有“司险”这一官职，专门掌管山川险阻相关事务，这是儒家知识分子都应读过的内容，本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争论了这么多年，着实有些荒唐。

熊逸老师对“德”与“险”关系的解读，带我们穿梭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从古代诸多“在德不在险”的表述，到《盐铁论》里的激烈交锋，再到宋朝因这一理念引发的种种举措与后果，我们看到了“德”与“险”的关系在漫长岁月里被反复探讨与实践。

其实，正如明朝李濂所言，也如《易经》中“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以及《周礼》设置“司险”官职所表明的那样，“德”与“险”本就是相辅相成的简单道理。山河险阻与道德人心，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国家稳固的基石。

然而，历史上关于“德”与“险”的争论却常常走向极端。究其根源，政治因素的掺杂难辞其咎。各方为了政治立场、利益诉求或不同的治国理念，固执己见，将本应和谐统一的两者割裂开来。

如今，我们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回望，应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在当下，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个人发展，都需平衡“德”与“险”。既要重视道德的引领与凝聚作用，也要懂得合理利用客观条件，构建坚实的保障。如此，我们才能在前行的道路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稳健地迈向更美好的未来。